参商移（上） (第5/6页)

而人，始终都是容易忘记自己犯过错误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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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博兼同志被肃反委员会“请”走，并莫名认定他有“重大的反革命嫌疑”时，伍秀泉还在沙洲坝茅草棚子搭成的教室里，教整齐坐成一排的小女娃们写自己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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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戈莉面色凝重地从中央政治保卫局回来，把他拉出教室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

    “刘主任让我告诉你，”她拉住抬脚就要往外头跑的青年：“不准你冲动，也不准去局里探视，他会想办法……”

    “他那个苕样子，有个屁的办法——”年轻人挣开她就要往保卫局的方向去，竟然还不顾斯文地带上了乡音，露出点他武人的本性来。

    “小伍同志，”李戈莉全力拽着他，这位一向脾气火爆的女同志此时竟然显示出了十足的耐性：“你先不要急，这只是调查。刘主任肯定是清白的，他的为人大家都清楚，怎么会是‘反革命’呢？一定是其中有误会，中央会查清楚的。”

    “查清楚？”年轻人眼圈急得发红：“怎么查清楚？就凭那个姓林的麻皮？”

    “——伍秀泉同志！”她连忙制止住了他这张乱说话的嘴，不明白青年今天怎么这样意气用事：“话不能乱说！你先坐下，给我好好冷静冷静。况且，你一个模范团的小政委，去了能管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听到这话，伍秀泉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。若他还是一个刚成年的毛头小子，或许此时已经冲到政治保卫局去和姓林的理论了——可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，也不该这样做。

    他深吸一口气，使自己看起来平静沉稳些：“李戈莉同志，刘主任……是不是因为批了反对错误路线的那张条子，才被带走调查的？”

    听到他一下便猜中这其中的弯绕，这叫李戈莉也有些吃惊——她一向觉得伍秀泉只是个无什么心机、甚少参与政治的年轻武人，然而现在看来，他只是志不在此罢了。

    “总之，现在咱们只好等了。”她将这件事含混地带过，“我想，应该是要不了多长时间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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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事情是从闽粤赣苏区中央分局的新书记、红四兵团的政委，林寒同志，一位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开始的。

    四月上旬，红四军在粤北游击时，俘虏了一个姓张的国民党下级军官。粤区肃反委员会审问时，有人便指认他是jianian细——此人一开始并不承认，后来林寒亲自严刑逼供，拔了他几根指甲，又请他上了老虎凳，于是那人便认了自己是什么“统一党”的成员，又指认时任团风县县委军事部长的杨奉天杨将军和他是同乡。林寒于是叫人把杨奉天也抓来逼供，他受不了酷刑，只好说苏维埃共和国和红五军团中的一些人是他的同伙，又吐出一大串名单——这样步步株连，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罗织罪名，最后竟然波及了整个闽粤赣苏区的干部群体，甚至导致一些下级士官和普通群众都受了牵连。

    不是没有人反对：不过，林寒如今是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中的领袖，是很受汪鸣同志及共产国际器重的“钦差大臣”，反对他的意见，就约等于反对共产国际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见——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名。

    因此，当刘博兼被带到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审讯处实际上，那只是一处临时征用的土房子时，面对的正是这种风声鹤唳的状况。

    “好久不见，刘主任。”林寒坐在审讯桌的对面，皮笑rou不笑地同他打招呼。

    “好久不见，林寒同志。”他望着这位年纪不大的“老相识”——一个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斯大林坚决拥护者，反托派的先锋人士——心中并没有多少起伏，只觉得荒谬。

    “看来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同学。那我可就长话短说了，请交代交代你的问题吧。”审讯员十指交叉，放在桌上，直勾勾地望着他。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。”刘博兼平静地开口。

    “嗯。好一个没有问题。”他点点头，这位年纪不大的审讯员倒是很有一种当权派的自信，他打开面前的文件，开始逐字逐句地读：“起义第二十六路军，也就是原来的国民政府西北军第五路军，三一年冬宁城暴动后投奔我党，改编为现在的红五军团，对不对？”

    “是这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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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好。那么这一部分白军分子，你确定他们的思想就改造好了吗？据我所知，”他拿手指划过文件上的几个人名，笑得胸有成竹：“五路军军团长赵振同、第44师师长吴中越——这些‘反革命分子’——已经被除名了。剩下的漏网之鱼，我认为，被我们清查出来，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？”

    “所以，我认为，你，刘博兼，作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，需要向我们提供一份名单——我是说，那些有叛党嫌疑的、思想改造不良的，或者出身资产阶级的……坏分子。”

    听完他的话，刘博兼也低头笑了：不为别的什么，而是这种对苏维埃秘密警察的拙劣模仿安在这个仅仅二十来岁、稚气未消的年轻人身上显得很滑稽。在莫斯科，他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；而由于过早地接触了这种巨大幽暗的权力，他们身上往往有一种积极而天真的残忍。

    “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，”刘博兼淡然地摇了摇头，“红五军这几年一直在反“围剿”的前线四处征战，立下的功劳大家有目共睹——而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，我需要对来投靠我军的同志们负责任，因为他们把命交到了我手里。”

    “那赵振同、吴中越的事，你怎么解释？”林寒啪地一声合上文件，食指在桌上不耐烦地点：“你能保证剩下的人，就没有这样的坏分子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赵振同和吴中越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敌军的策反。何况中央也认为，他们领导起义有功，功过相抵，起码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，”刘博兼皱了皱眉，“至于剩下的人——没有查证的事，我不能乱说。”

    “刘博兼同志，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党现在的处境？”

    “我很明白。因此‘肃反’一事才更要慎之又慎。”

    察觉到他的油盐不进，林寒的笑意渐渐退去，透出一种深不见底的阴冷来。

    他清了清嗓子，把声音放得很轻：“那你是铁了心要当这个反革命了？”

    刘博兼沉默不语。这句话没有激起他眼中多少波澜，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威胁不算高明，甚至十分幼稚。他的年纪与伍秀泉相仿，但与伍秀泉却显露出完全相反的人性——刘博兼只觉得这个人可悲。

    “林寒同志。”过了片刻，他缓慢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这世界上只有一种反革命：那就是因个人恩怨罗织罪名，滥杀无辜。而我刘某人，是万万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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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伍秀泉等了近两个周，还是没有等来任何肃反委员会的消息：没有通知、没有报告、甚至没有关于刘博兼的只言片语。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。这与等一个在边区死生无定的人的消息不同——起码那时候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冒什么样的险——这是种无处